她和我说：“这门艺术还幼稚得很。倘若巴黎女子能有一点儿东方妇女在后宫中所表现的那种天才，她们戴的花就可以成为整套的语言。为了满足我艺术家的要求，我作了一些枯萎的花，暗黄的叶子，像深秋或冬尽春初时期所看到的……这种花冠戴在一个红颜薄命的或是心怀隐痛的少妇头上，不是很有诗意吗？有什么意境，一个女人不能用头上的饰物来表现的？醉醺醺的酒神，阴沉古板的虔婆，烦闷的女子，不是都有各各不同的花可以代表吗？我认为植物能表现心灵的一切感觉一切思想，连最微妙的在内。”
她派我敲打叶子，帮着剪裁，打点铅丝，预备她用作枝干。我假装极愿意借此消遣，很快就把手艺学得很熟练。我们一边做活一边谈天。无事可做的时候，我给她念些新出版的书，因为我不能忘了自己所扮的角色，老是装作忧郁，怀疑，悲苦，厌倦人生，伤心到极点。我的长相，除了不是跷脚以外，很像拜仑勋爵；因此，她常常用些可爱的笑话跟我打趣。她以为她自己那种讳莫如深的痛苦，毫无问题是使我的痛苦相形失色的，虽然我厌恶人生的原因连扬格与约伯[54]听了也会首肯。我像街头行乞的穷人一般在心上放些假疮疤，赚取这位可敬可爱的女子的怜悯：我因此而感到的惭愧也不用细说了。懂得了间谍的卑鄙，我才懂得我对伯爵忠诚到什么程度。我那时受到的同情尽够安慰世界上最不幸的人。这婉娈可喜的女子，与世隔绝，幽居独处了多少年，在爱情以外有极丰富的友谊可以施舍；而她给我友谊的时候一方面像儿童一般尽情流露，一方面又带着一种怜悯的意味，——大可使一个爱她的浪子啼笑皆非的怜悯；因为她整个儿只是慈悲，只是同情。她摒弃爱情，对于所谓女子的幸福只觉得害怕；这两种心理表现得又坚决又天真。我过的那些愉快的日子可以证明女性的友谊比她们的爱情可贵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