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他们都好吗？当然，小爱米丽还没有结婚吧？”
“还没有呢。快要结婚了，我想——就在几个星期内吧，或者几个月内，总归要结婚的。我不怎么常常见到他们。想起来了；”他放下他一直用得很忙的刀叉，开始在衣服口袋里摸索，“我给你捎了封信来。”
“谁写的？”
“哈，你的老保姆写的，”他一面从胸前口袋中掏出些文件来，一面答道。“‘詹·斯梯福兹，如意酒店的债务人’；这不是的。别慌，我们马上就能找到了。那个老——他叫什么来着——情况不妙，信里谈到了这个，我相信。”
“你是说巴吉斯吗？”
“对！”他还在摸索衣袋，看那里的东西。“可怜的巴吉斯没治了，我怕是这样。我在那里遇到了一个小药剂师——外科医生，管他是什么——就是你阁下出生他帮忙来着的那位。他对那病很了解，我觉得；他的结论却是：那车夫正在很快地走他最后的旅程。——你去摸摸我挂在那边椅子上的外套的胸袋，我相信你能找到那封信的。在吗？”
“在这儿呢！”我说道。
“对了！”
信是皮果提写的；比以往的更潦草也更简短。信中谈到她丈夫绝望的境况，说他比过去“更小气一点了，”因此也就更难让他自己好受点。信中只字未提及她的辛劳和护理，却全是有关他的好话。满信都是她那质朴的天真和毫不娇饰的恳切，我深知这都发自她内心；信的结尾语是“问我永远珍爱的好”——这是说的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