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么，我们来到下一站——19世纪。到现在我才发现书架上有几层专门放着女作家的作品。可当我上下打量这些书时，不禁产生了一个疑问，为何大部分都是小说？要知道，最能体现人类原始冲动的写作形式应该是诗歌。“歌之神”[14]便是一位女诗人。而不论是在法国还是在英国，女诗人的地位要远远高于女小说家。并且，看到了这四位著名女小说家的名字，我就在想，乔治·艾略特与艾米莉·勃朗特是否有相似之处？不是夏洛蒂·勃朗特根本理解不了简·奥斯汀吗？除了没有子嗣这个相同点之外，似乎就没有什么可以把她们关联到一起的了。这四位完全不同的人物恐怕难以在一间屋子里和平相处——这倒让人不禁产生了安排她们聚在一起聊聊天的念头。然而，不知是何种奇怪的力量引导她们选择了小说创作这条路。我猜，会不会与她们的中产阶级出身有关呢？艾米莉·戴维斯[15]小姐曾明确地指出，19世纪初的中产阶级家庭通常只有一个起居室，这个客观事实是否也导致她们只能写小说呢？女性只能在共用的起居室里写作，所以才会让南丁格尔小姐如此愤愤不平——“女人从没有过半个小时……是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”[16]——她总会被人打扰。因此，对于女性来说，写散文或小说要比写诗歌或戏剧容易得多，毕竟散文和小说不需要过多的专注力。简·奥斯汀的写作生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的。“她是如何完成这一切的，”她的侄子在回忆录中写道，“真是匪夷所思。因为她没有自己单独的书房，大部分作品都是在公共的起居室里完成的，写作过程时常被各种琐事打断。她还得十分小心谨慎，防止仆人、访客或外人发现她在写作。”[17]一旦有人靠近，简·奥斯汀就赶忙将手稿藏起来，或者用吸墨纸盖住。此外，19世纪初的女性所能进行的所谓文学写作训练，仅仅是学会如何观察人物，如何分析人物的情感。她们的洞察力就是在这个起居室里慢慢变得敏锐起来，人类复杂的情感在她们的内心留下深深的印记，各种人际关系纷纷展现在她们的面前。因此，中产阶级女性一旦从事写作，便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小说。尽管这样分析看起来没有问题，但之前提到的四位知名女作家中，有两位并非天生的小说家。艾米莉·勃朗特本可以创作诗剧，乔治·艾略特的思维宽泛活跃，且记忆力强，她本可以将创作领域扩展到史书和传记。然而，最终她们都写了小说。我们可以评价她们的小说是不错的作品，比如，我从书架上把《傲慢与偏见》拿了下来，称赞这部小说非常伟大并不是一种吹嘘，也不会让男性感到不适。毕竟，被人撞见写的是《傲慢与偏见》，绝不会是一件羞耻的事情。然而，简·奥斯汀应该感谢她家那嘎吱作响的房门，当听到有人推门而入时，她有足够的时间藏好小说手稿。对简·奥斯汀而言，写《傲慢与偏见》多少有点见不得人。我就有些好奇，如果她不避讳在访客面前写作，这部小说是否会更为精彩？于是我试着读了一两页，却并未发现她周围嘈杂局促的环境损害到她作品质量的分毫，这才是她的神奇之处。非常庆幸在1800年前后，有这样一位女性在潜心创作小说时，内心没有仇恨，没有怨念，没有恐惧，没有愤懑，也没有说教。我转头看了一眼《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》，心想，莎士比亚的写作状态也是如此。莎士比亚与简·奥斯汀经常被放在一处比较，大概就是因为两者都清除了心中的杂念。正是这个原因，导致我们不了解莎士比亚本人，也不了解简·奥斯汀；也正是这个原因，简·奥斯汀才能全心全意地写好每一个字，莎士比亚亦是如此。如果非要找出环境对她造成的一个不良影响，恐怕就是过于狭小的生活圈了。因为在那个时代，简·奥斯汀的身份不允许她独自外出。她从未旅行过，从未乘坐公共马车穿行于伦敦城，也从未只身进入一家饭店用餐。或许对于身外之物不做奢求，正是简·奥斯汀的本性。可以说，她的天赋、性格与生活环境完美契合，造就了世上独一无二的简·奥斯汀。这种分析方法是否适用于夏洛蒂·勃朗特呢？我心存疑虑。于是把《简·爱》拿下来，放在《傲慢与偏见》的旁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