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上，从一般理论层面、较高理论层面和范畴概念层面，简要说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之深入探索的连续性的特点。由此可见，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，是历史的产物，是群体的创造，它同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发展是密切相关的。
三、未尝离事而言理
“未尝离事而言理”，即“事”中有“理”，“理”不离“事”，在阐明事实的基础上论述道理，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另一个鲜明特点。
司马迁在回答壶遂提出的孔子为何要作《春秋》的问题时说：“余闻董生曰：‘周道衰废，孔子为鲁司寇，诸侯害之，大夫壅之。孔子知言之不用，道之不行也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以为天下仪表，贬天子，退诸侯，讨大夫，以达王事而已矣。’子曰：‘我欲载之空言，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’夫《春秋》，上明三王之道，下辨人事之纪，别嫌疑，明是非，定犹豫，善善恶恶，贤贤贱不肖，存亡国，继绝世，补敝起废，王道之大者也。”[28]司马迁引孔子的话“我欲载之空言，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”，意谓发表议论不如写出事实更有说服力，而事实之中自亦不无道理，故《春秋》一书可以称得上是“王道之大者也”。这个认识，当是促使司马迁撰写《史记》一书的思想渊源之一。但是，司马迁所处的时代跟孔子所处的时代毕竟有很大的差别：孔子所处的时代，史学尚在兴起之初，孔子所见前人的重要议论，主要是《易》《诗》《书》等。司马迁所处的时代，史学已有了一定的发展，《左传》《国语》及战国诸子的史论，十分丰富，汉初思想家的史论、政论也十分丰富。由于时代条件的不同，决定了《史记》和《春秋》的差别：第一，《史记》不可能像《春秋》那样简略；第二，司马迁也不可能像孔子那样微言大义。这就是《史记》之所以能够既是材料翔实的历史著作，又包含有丰富的历史理论的缘故。司马迁和《史记》的这种面貌，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