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说在情感上，《凤兮，凤兮！》中“孔子之道不行”的感叹接近萧公权对孔子“君子儒”的评价和惋惜，那么在观念层面，《凤兮，凤兮！》中对于孔子之道的评价更接近范文澜的观点。范文澜这样描绘孔子的烦恼矛盾：“想维持旧统治者的地位，可是正在摇摇欲坠；想反对世卿大臣，可是他们仍有实际权力；想做大官，可是被贵族压抑；想安贫贱，可是委屈了治国平天下的大学问。”[4]这正好可以与《凤兮，凤兮！》选择重述的情节对应来看。小说中，孔子尊鲁君，而鲁国的大权掌握在季叔孟三家；孔子要明纲常，劝鲁君攻打弑君的齐国陈恒，可是当权的季氏却不同意；在“危邦不居”的信条下离开鲁国，他仍然希图在其他诸侯国宣扬自己的“道”，实现从政的愿望。
荆有麟《孔子去楚的途中》（1933）将孔子比作“布尔乔亚”，称之为统治者的“帮闲”，把骂孔子“四体不勤、五谷不分”的老者当作“普罗者”。小说讽喻的意味十足，将孔子划归贵族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十分明显。将孔子视为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，这是接受阶级观念的知识分子批孔的着眼点。陈独秀在《宪法与孔教》一文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：“孔子之道，果为何物？”接着，他在文中作了如下回答：“愚以为三纲说不徒非宋儒所伪造，且应为孔教之根本教义。”“此等别尊卑贵贱之阶级制度，乃宗法社会封建时代所同然，正不必以此为儒家之罪，更不必讳为原始孔教之所无。”在此，陈独秀十分鲜明地将“阶级制度”判作了孔子之罪、儒家之罪。